定格的光阴
一
如果离开绘画，我的人生经历没有什么可写之处。很早的时候，我就知道此生注定要和绘画结缘。早先画画的概念不包含职业上的意义，仅仅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多年前就曾希望某一天行将步入中年时，能有一本个人的集子，里面收录进自己半生努力的轨迹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现在一旦如愿心中却有些惶然。这次应《实录》之约整理小传，却发现要将自己并不精彩的人生经历变成文字是件困难的事。经过努力，我想尽可能地记录下生活中对自己有意义的事，这意义只对自己而言。一个从热爱画画的孩子到以画画为职业的中年人。仅此而已。
我是1963年3月生于福建省北部一个叫建瓯的小城的。隔着武夷山脉的那边是江西省。因为此地有大量的江西移民，所以民居建筑特点及生活习惯都与江西接近。尤其是民居，都有巨大的天井、高大的风火墙与通风的厅堂。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徽州。这是一个什么都缺独不缺人的年代，“生你的那会已经不错了，坐月子时，我吃了十个鸡蛋。”母亲回忆说。我知道这个“不错”是相对于她生我兄姐时而言的。那时父亲是公社副书记，幼时有好几年是在一个叫东峰的农村里生活的。也许是山村夜晚的静寂，我对绘画的兴趣由此萌生。
那时我6岁。每晚像现在我的孩子写作业一样，画完一张画放在桌上等晚归的母亲批改，那时的大人总有开不完的会。父亲很忙，一个月难得见几次面。于童年的记忆还要早些，对“文革”早期杂乱的年头有着些许不连贯的记忆片段，父亲挂牌游街的情景便是其中之一。7岁多时随父母调动回到建瓯城里定居。这座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十国时期的古城背靠起伏的山峦，面对由东向和北向来的两条河流在城外西南处交汇，是天然的护城河。记得城四周还有残缺的城墙和城门，这是儿时常和玩伴爱去的地方，不知这些年是否被拆除了。那时虽然物质仍是极端匮乏，但小城却是宁静的，不像现在那般喧嚣与嘈杂。
这个小城后来变成了市，这是许多年后的事了。父亲是这个市的第一任税务局长。一生谨慎、认真的父亲是我及兄姐们人生中所认知的第一个男人形象。那时有许多像父亲那样的干部，他们恪守自己的原则，看似平淡的一生其实牢牢维护着自己基本的职业操守。父亲已退休多年，他受到他的儿女们尊重。
在这个小城中我读完了小学和中学。小学三年级时，也就是1971年，当时的县文化馆举办少儿美术班，学生由各中小学美术老师推荐。一批像我一样在那个不读书年代而对画有兴趣的孩子聚在一起。主持是陈德先生，他是一位福建省著名的木刻家，这个学习班持续多年。稍长，又成了知青们画大批判宣传画的助手。那时，从大城市来的知青中有很多能画画的。这种能调到县里画宣传画的机会于他们来说绝对是美差：能够在县招待所里吃上好的饭菜及可以领取颜料纸张堂而皇之地画画。一群毛孩子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用充满艳羡的眼光看着他们，这群孩子中有一个便是我。
文化馆于十几年前毁于火灾。现在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座叫“格伦”的桑拿浴场。过年回乡时，幼时习画的朋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如今他们中有的成了商人，有的成了法官，当然也有的成了专业画家、教授、美术馆馆长。回忆在文化馆被毁去之前许多年这批孩童在这里的种种趣事成了这些中年人(或准中年人)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这些人像候鸟般每到春节便飞回来，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到鼓楼(文化馆新址)报到。其实，老文化馆早已成了记忆，大家是寻梦去的。
恩师陈德先生也像消失的老馆一样于十年前故去。十年前寒冷的冬夜里我们这帮人彻夜为先生守灵，多年后每每想起先生，心中仍是阵阵温暖。他的谦让、宽厚、平和等诸多美德让身边这群皮猴子们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成人。
二
16岁那年，我考入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学校位于厦门鼓浪屿，这是一座以后经常会在梦中出现的美丽小岛，每日都能看见太阳从远处的海面落下。由于这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集十年之功，大批积压的美术青年以及艺术院(系)太少的招生量使得竞争变得很残酷。因此能有这么一个学校也算是不错的去处，我被分八绘画科的群众美术专业，这让我感到兴奋，因为这个专业是工艺美术学校里惟一学习绘画的试点。
在这里我开始了系统的学习。从静物到人物到创作，兼习工笔花鸟、工笔人物及国画山水，课余便到学校后门的海边游泳，直到1982年毕业。多年后，偕妻儿回到鼓浪屿，住在菽庄花园的海边，鼓浪屿已不复是当年的模样。从龙头街到港仔后长长的一条街上，遍布卖海产干货及工艺品的小店，叫卖声已淹没了这座著名音乐之岛的钢琴声，到处矗立着类似于欧罗巴儿童乐园的仿古建筑，而真正有价值的老建筑正在坍塌或人为地拆除……这还是曾经孕育出杰出的医生、钢琴家、诗人的鼓浪屿吗?她的气息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全国各地随处可见的庸俗不堪的景点。当我把在鼓浪屿的所见告诉老油画家廖炯模先生时，这位自幼生长在鼓浪屿的老人除去一声叹息外，便陷入长久的沉默。
三
工艺美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邻县建阳。这是建阳地区行署所在地，再由人事局分配到建阳地区司法局。司法局在当时刚成立不久，是继公、检、法后的另一司法机构，但它的职能主要是法制宣传，其他还有公证律师科、调解科等，随后增加了劳改科，下面分管着教养所和监狱。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每月出一期的宣传橱窗，这个橱窗有20米的长度，每到月末全科同事集体动手。因为这个橱窗位于行署大院门口，机关人员流动量大而引人注目。除此之外是为科里每月一期的司法报画报头、插图及破案故事的小型连环画。由于干得还算尽心尽责，颇受科长的器重和照顾，因此便有大量时间画画。坦率而言，这份工作和环境我极端的不适应。对于自幼便把画画当作最高理想的我，显然这一切太现实，而离梦又太远了。但有一个事实我必须面对，按规定我在这里至少要工作满两年时间。早早地为离开这里作着打算，心计很重地把想法掖着，担心来自于单位方面的任何障碍，像一只蛰伏着的冬眠的虫子。为这一点，心里觉得对不起科长，这是一个南下老干部，他有典型的山西人的面部特征及性格，我还是喜欢他的。
1984年，工作期满两年，我准备了报考材料寄往杭州。4月，接到浙江美院的考试通知，只身前往杭州。当时住在位于西湖边的浙江省司法厅招待所，早晨沿着西湖步行至同在西湖边的南山路美院。在此之前，拿到由原单位出具的同意考试的证明还是费了一番周折，因去意已决，科长出于尊重年轻人选择的出发点表态同意，由于他的资历在当时的司法局一言九鼎，使原本和单位已呈僵持的状态变得顺畅。7月初参加高考。此前几年美术院校文化科目的考试都是由各招生学校单独出卷，科目也只有语文和政治，数学为参考分。自1984年起统一参加全国高考。
8月收到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录取通知。至此，我明白我的生活已开始改变，我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也是期盼已久的环境。
四
浙江美术学院(后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是少时的梦想，是个朦胧而又非常遥远的坐标。因为自幼的情结，当1984年我正式跨入学院大门时，心中竟有宿命之感，仿佛来到我原本就该来的地方。日后在各色简历上我都照例地填上老校名，遇人问及也简洁告之“浙美”。没有别的原因，只是顺口。现在一座灰黑色的现代建筑群将矗立于浙江美院的旧址之上，前些日子回杭州时，友人特地驾车沿着南山路绕了一圈。新校址还未竣工，只是透过围墙看了看。据说完全出自法国设计师手笔的建筑将原先的美院陈列馆及潘天寿纪念馆连成一片。南山路两边的建筑也精致可人。但是，十多年前的记忆着实难以寻找了。西湖依旧。里西湖也围着栅栏，看报上说，正在进行着浩大的清除淤泥的工程。
15年前的夏末，第一次踏上南山路，巨大的梧桐树阴遮住了杭州的酷热，高大的学院围墙外行人稀少，偶尔匆匆走过一个披着长发的老生……这情景竟是多年后常会在脑子里浮现的。84级油画系在全国范围内共招了12人，其中一位来自贵州的苗族女生在一年级试读期后遭到劝退。所以进入二年级后一直到毕业，1984年油画系便一直是11人的团体。此时，作为第一批国家公派的留学生陆续回国，这其中便有一回来就直接接手我们这个班、并一直带到毕业的胡振宇教授。
我入学时是21岁，在班级里年龄居中，通常这是普通文理科大学毕业的年龄。因为大部分同学都有和我同样的读过中专或工作过的经历。入学前同学们职业各异，有东北小火车站的给水员，有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师，有退伍军人等。比之普通高校学生丰富得多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尽管那时很穷。所以许多年后，正经受着家庭、工作的多重压力、已步入中年的老同学们相遇，都会怀念那四年让人永难忘怀的岁月。
1984至1985年，正是国内艺术领域思潮涌动，酝酿蜕变的初期。其中以浙江美院为例，胡振宇及徐芒耀等人归来，带来了欧洲比较地道的油画写实技法和他们在欧洲备大博物馆的古典大师摹本；赵无极先生以浙江美院为基地招收被人称为“大师班”的人体研修班；以美院毕业生及青年教师组成的“85新空间”艺术群体，旨在探讨一种二度空间的、带有哲学诠释意味的可能性……已经对自50年代以来就一直统治着教学、创作的前苏派体系形成了事实上冲击。一度被认可的模式在很短的时期内遭到发自内心的质疑一这便是我们当时的状态。严格说来，班组里的同学并不勤奋。就自己而言，也远比不上少时习画及中专读书时的刻苦。但是也正因为以前良好的底子而使得常规的训练毫不费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毕业，而潜在的对绘画的迷恋却从未有改变。现在看来，其实在貌似懒散之后仍有对自己严格的把持。在现在的学院教学中，全方位的拓展显然是一种实际的、也符合潮流的趋势，但是在可传承的科学性的科目却明显呈弱势。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浙江美院的求学生涯是我整个人生、绘画生涯最为宝贵的阶段，她培养了我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
多年后我在欧洲有过一次长长的旅行，一个个国家、一家家博物馆逛过去。巴黎的卢浮宫、马德里的普拉多、佛罗伦萨的乌菲齐……这情景常会和十余年前的另一次远行重迭：也是背着双肩包，兜里揣着地图和照相机。只不过那时更年轻一常卧睡于火车的座位底下，一个省一个省地逛过去，从盛夏到深秋，整整逛了三个月的时间。那是1987年三年级结束，按学院教学惯例，从8月至11月初为毕业考察时间，学院提供二百余元的经费，线路可以自己设定。于是在8月中旬，我在杭州登上前往湖南株洲的火车，开始了漫长的旅行。
从湖南湘西开始，先后抵达贵州、四川、西藏、青海、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跨越15省，历经土家、苗、藏、维吾尔、回等少数民族地区，最后再北上陕北绥德写生，这是第二次远赴陕北。
不知何时迷恋上黄土高原的。也许是因为生长于南方而格外向往浑朴和苍凉的境界?还是潜意识中对于悲剧色彩及英雄主义的崇尚寻找一个契合点?不知道。也许仅仅就是因为喜欢那份厚实，使我一而再地奔赴那里。值得一提并让我长久地记住的是吉镇申家。每次都像迎远方亲戚似的迎接我的到来。申家共有5口人，一子二女，土墙围起的场院里有两孔窑洞及一头叫驴。老申夫妇带二女住在一起，我与申家长子锦福占一孔窑洞。老申寡言，但是勤劳使他的家境还算不错。二度住在他们家前后近一个月时间，吃了他们家不少粮食，于此心里深深感激，想来他们的日子总会越过越好的。祝福他们。
此后是毕业创作阶段。二度赴陕北的体验，对那一方水土善良而又苦难的人们，对申家的感情，对她特殊的地貌和具有深厚底蕴的历史都想通过绘画表现出来，尽管现在我知道用绘画去表达这一切是力所不逮的。因此我的毕业创作是我的第一件巨大的“历史画”，也可能是最后一件。由于对绘画样式本身的语言的思考使自己越走越远，这是后话。这个时期，以黄土高原为背景，诞生了许多文学、电影上的杰作。它是对在此前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和乡土情结之后一次对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回归和升华……这也是自己这件作品创作的文化背景和动机。题为《祭奠无名死者》的作品发表于《美术》杂志1988年第10期。这是我的第一件大型作品。
在毕业创作已具雏形的阶段，便有用人单位陆续前来挑人，这也是当时的一道风景。我有幸被上海油画雕塑院选中。在毕业创作展览和答辩结束后，便直接将自己简单的行李托运至上海。7月里，我离开了那长满粗大法国梧桐的幽静的南山路。从这儿起步，我开始了我专业画家之路。
五
1988年的上海不是现在这般模样，虹桥开发区还在打桩造地基，现在的油雕院及古北小区是一大片菜地并一直向西绵延。在虹桥路1520号的油雕院临时过渡房里，夜晚周边蛙声一片。我目睹了上海的日长夜长，长成现在的这一派气象。这是一座让我感到自由但并不亲近的城市。我一直住在上海的西区，娶妻生子。每日上午进入工作室，下班回家，我以自己的节奏生活，我满足于这种状态。
为整理小传，近日里翻箱倒柜，寻找昔日的照片，许多往事都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回忆起来。回首半生，自6岁始，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和画画有关联，虽然经历并不复杂多变，却也多历风雨，甘苦自知。能拥有一份属于自己并乐意为之欢喜、为之苦恼的事业，实属上苍厚赐。常常怀着感恩的心情，在黄昏时分凝视画室天窗外天色逐渐暗去。关灯、锁门、回家。春节过后，接《海上油画名家实录》稿约。今年3月23日正好是我的40周岁生日，一切都如事先设计好似的巧合。能有机会对自己的过去作个总结，也算是对自己已结束的青年时代作一个有意义的告别仪式。尽管每人的经历都很个人化，但是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1963年出生了很多画家。很可能我的经历与他们都是相通的，因为这个年代大家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个人经历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你觉得有意思，遇上了，就随意翻翻。
同时，也谨以此献给我的家人、老师、朋友们。
2003年3月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