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场里的涩女郎(从左至右：男人婆、结婚狂、天真妹、万人迷
“有人为了爱情自杀，有人为了婚姻自杀，有人为了名誉自杀，但很少有人为了工作自杀。因为工作本身已经是一种慢性自杀行为了。”朱德庸说
“用自己的作品去告别我的过去，对我来讲也是蛮好的一个方式。”朱德庸决定为持续创作了13年的《甜心涩女郎》画上一个句号。
这几年朱德庸有一个感觉：《涩女郎》当初画的4个女人就可以代表很多女人的想法，而现在，满街好像都是所谓“涩女郎”：“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都有那么多“涩女郎”，那我的漫画又何必继续下去呢？”
这已经不是朱德庸第一次为自己的系列作品画上句号了。2003年，朱德庸就把最早成名的系列：画了十五六年的《双响炮》画上了句号。朱德庸接下来还要结束同样深受读者喜爱的《醋溜族》系列：“我要不断跟过去告别，这样我才会一直往前走。”
“一本正经的人，才会激发我对于人的荒谬感”
记者：看你的漫画，读者也是在寻找一种寄托，一种排遣。
朱德庸：漫画必须是要有幽默的，漫画和幽默的关系，就像狗跟电线杆的关系(狗小便时要找柱子)。读者看了我的漫画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幽默，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了。
记者：我想不单单是幽默，肯定还有其他的东西。
朱德庸：我想这也许是一种幸灾乐祸吧——看到别人身上发生了很惨的事。我记得非常多年以前，有一次演讲，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婚姻是非常惨的，一直以为我是很倒霉的男人，但是我看完你的《双响炮》之后，才知道还有人比我更倒霉，所以我就开始非常欢欣地接受了我现在的婚姻。(笑)
我原来画画是为了先满足我自己，先让我自己开心，但是，有些读者喜欢看我的漫画，其实是因为他有偷窥的天性。
我漫画的素材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偷窥，我利用各种偷窥的方式去了解我周遭的人，他们到底脑袋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他们对事情的看法又怎样……其实从某方面来讲，读者也在偷窥我的偷窥，他们想看，除了我之外，别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记者：会不会有读者主动报料，要求把他的经历画到漫画里面去，你会不会参考？
朱德庸：会的。我的读者分两种人，一种是偷窥狂，一种是暴露狂。偷窥狂数量比较多，暴露狂比较少。我比较难跟大家直接接触，所以暴露狂就少一些。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都会跟我讲自己的事儿，要求我画出来。这些人我就把他列入暴露狂。
如果你没有画他，过一阵他会来问你，说我上次跟你讲的你怎么还没画？我真把他画出来了，他不但不会暴跳如雷，还会非常欢欣地跑来说，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下次我有内幕，我再跟你说。这种就是暴露狂。(笑)
记者：就是说，你很善于接受读者建议？
朱德庸：对，但是这个例子非常少。如果10个人跑来跟我讲他自己发生的故事，大概有9个都不能用，很奇怪的。
一个人表现得完全像个小丑时，在他身上我就感受不到荒谬气息了。往往一个道貌岸然的人，才会激发我对于人的荒谬感。看起来人模人样的，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有的时候那种荒谬性，连他自己都不晓得，他有的时候透露出的不是他本身的荒谬，而是全人类的荒谬。
所以我说的那种暴露狂，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就像是走在马路上看到女孩子会把自己的风衣打开来吓人的那些男人，他打开来得到的往往不是女人的尖叫，反而是女人的讪笑。
记者：你的幽默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朱德庸：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能像一只被人家做病理解剖的死老鼠一样，那个老鼠没办法跟你说为什么会得这个病，但我惟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剖开来让你们看。
我小的时候不会说笑话，也许别人说笑话，我会笑；可是你让我自己说笑话，我不会。但是，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特质，喜欢观察虫。虫没有办法满足我的时候，我开始观察人。先从我周遭的人开始看起，从他们的表情，从他们的肢体，去慢慢感受挖掘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从小就打定主意以后要成为一个卖笑的人。那些事情都是很自然的，非常非常自然。我26岁的时候才正式开始画漫画。26岁那一年，当我第一笔画下去的时候，我是把我从五六岁一直到我26岁这20年来看到的所有让我发笑的事情，全部发挥出来。
幽默是不是后天能够培养的呢？如果我说同意的话，其实是一种不要脸的行为；如果说不同意的话，那是一个很失礼的反应。我只能说，也许可以吧，但是到底能学到什么阶段，我不晓得。
记者：那我们存疑吧。
朱德庸：我真的不晓得。每次只要有人说：朱德庸，你的漫画画得很好，我一直相信，有人比我画得更好。每次有人跟我说：朱德庸，你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我心中会产生一个想法，一定有人比我更幽默。
我常常觉得世界上没有伟大的人，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狗运够好，让他凸显了他比别人了不起的那一个部分。但是他比别人了不起，又了不起多少呢？很难讲，真的很难说。
“西方人越有钱过得越好；中国人越有钱过得越不像样”
记者：早年画到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花多少时间？
朱德庸：一开始时，我的节奏掌握得还不错。灵感好的时候，一天可以画一个礼拜的量，其他时间我就玩。后来平均一个星期至少3到4天在画，慢慢到后来，越画越多，变成每天都在画，玩的时间越来越少。我就很不喜欢这样。
记者：会不会产生厌倦情绪？
朱德庸：会的。大概1997、1998年开始我对自己的创作生涯产生了怀疑，我就把专栏减到最少，还把出版停掉了。事后很多朋友认为，我当时的决定是错误的。那时候我的出版最盛，停掉就等于退出市场了。
我当时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我只是对我的创作感到厌倦了，说穿了就是对事业厌倦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像我了。虽然我的作品带给别人快乐，但我自己没有快乐了。所以我就停了。
到2002年，台湾的出版才算是正式恢复，恢复得也蛮辛苦的。我每隔一阵子都会做这样告别的举动。其实我放弃了成为富翁的机会，那时候如果我不停下来的话，我可以画得更多，挣到更多的钱。
记者：1998年封笔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做其他的事情，还是就是充分享受生活？
朱德庸：你把我说得太美好了，太理想了。当时的情况非常惨，我对我自己充满了怀疑。我是在重整自己，是把一块一块零零散散的自己想办法再拼凑起来。
压力如果是水的话，我这块海绵已经吸得满满的。再加一滴水下去，它就会流出来。不能去挤，也不能去压，因为去挤跟压都会形成压力。我就像一块海绵，搁在那里，慢慢慢慢地让水分干掉。
我花很大的精神去调整我的生活，调整我的家庭，调整我的一切。这一切都是在所谓成功之后，一天一天被扭曲掉的。停下来之后，我必须一天一天地把扭曲的部分一点一点地恢复过来。
我跟我太太会用生活的方式去调整。譬如出国，我们在国外街头散步，感受每一个城市的人，再感受自己，比较我跟他们的距离，看看自己到底被扭曲多少。有的时候你只是坐飞机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但是那边的人跟你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靠这一点一滴的，慢慢去扭，慢慢去扭。
那时候的痛苦，别人未必看得出来。人家看我们都很羡慕的，都觉得我们过得悠哉游哉。但我们不是悠哉游哉，而是养病的心态。
记者：借用一下你刚才讲到“扭曲”这个词，现在回过头去想的话，这是不是功成名就必须付出的代价？
朱德庸：这是落后的代价。台湾当初也是很穷的，人们都渴望成功，当人有机会成功的时候，他会紧紧抓住那个成功，不是不愿意放，而是根本不敢放。
我们尽一切努力，并不是往高处爬，而是回到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