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同辉 与时俱进
——蒋维崧及其书法篆刻艺术
书坛耆宿蒋维崧教授，数十年执教于高校，坚持以人格、学问滋养艺品，以其渊博卓荦的学问、典雅俊逸的书法和深蕴古穆的篆刻艺术，深受当代广大中青年书法家的尊敬和爱戴。
蒋维崧１９１５年生于江苏常州，１９３４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时，除从胡小石习古文字和书学史外，还从乔曾劬钻研印法，后经乔先生介绍，得到沈尹默的教诲。
蒋维崧曾执教于中央大学、广西大学、山东大学，并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汉语大词典》副主编，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书协理事、篆刻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书协主席等职；现任山东省书协名誉主席，山东省文史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学专业文字学（含书法）博士生导师。他常年在高校讲授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许多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和科研工作，著作等身，是“当代著名文字语言学家、书法篆刻家”（《中华书局编辑部》）。
蒋维崧是学者，书法原是他的业余爱好。然而他持之以恒，７０年如一日，博览历代碑刻法帖，精研商周钟鼎彝器，终于成功地“在清代以来诸家之外别出心裁地书写出当代一种融古为新、典雅俊逸的金文书法”（《中华书局编辑部》）。他的篆书，线条清丽生动，笔意质朴洗练，既有殷周铭文那种质朴、圆润、雄浑、厚重的金石气，又展现出一种清新、流畅的勃勃生机。庄重规整的结体和雍容迂徐的笔意，巧妙地体现了商周金文的神韵——秀逸而又凝重。他的行草书，师法晋唐，根植二王，而又转益多师，神清骨秀，如行云流水，飘逸峻拔，筋骨老健，自具风神。他平日深居简出、淡薄名利、襟怀坦荡、作风严谨，故形成了他内涵深邃、健康的书法风格。他的书法，成功地处理了一些辩证关系，巧妙地将刚与柔、润与燥、深沉与轻盈有机地统一起来，字形简约而有法度、挺劲中露秀雅，结构平正中见流动、峻峭中透骨力，率真自然，典雅清正，以浓郁的书卷气，给人以朴实畅美的艺术享受。
蒋维崧文字学根底深厚，书法造诣深入堂奥，其篆刻亦早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就蜚声于海内外。他博采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及秦汉篆隶等多种古文字入印，广泛吸收珍贵的古金石文字资料融入方寸之中，熔“黔山派”篆刻创始人黄士陵凌厉的薄刃冲刀法与乔曾劬精妙的章法布局于一炉，取平正雅洁的铸印风格为旌尚，一树端严文静、纯净爽利、洗练畅达、温润古穆的独特风格，在当今印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从本质上说，蒋维崧的书法篆刻成就，首先得益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他综合文化修养的折射。他坚持的学术方向和艺术道路，体现了先进文化的方向。他坚持的以学问滋养艺术、以艺术辉映学问的道路，给艺术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最宝贵的经验。
书法是我国的国粹，是民族艺术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一隅。如何进行书法学科建设，培养和成就高层次的书法人才；如何进行书法创新，正确导引时代书法创作风气，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候，显得特别有意义。去年春，在山东大学招收文字学（含书法）研究方向的博士生时，蒋维崧坚持将书法专业放在文学院，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书法人才在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培养比较合适。一开始写字还看不出来，以后越来越觉得不读书，没有传统国学修养，就上不去了，这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现实中的例子很多很多。”这几句深入浅出且意味深长的话，表明了他不凡的学术观点和艺术见地。关于书法的继承和创新，他讲得好：“艺术总是要创新的，这一点我们同‘创新派’没有矛盾，问题是怎么创新。有人认为，创新就得来个面目全非，把一切旧的推倒重来，有人实在无计可施，就搞丑、怪、狂、野，这是自毁传统，自毁艺术。”他还说：“艺术的出新，并不是要把一切旧的东西推倒重来，而是要我们根据现在的眼光，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为突破口进行探索，以此推动艺术的进步。”他７０年如一日艰苦探索，与时俱进，走出了一条正确的、科学的创新道路。从其书法、篆刻集中可见，无论是他那“源于商周，高于商周”（徐超《高标独立，古籀重辉》）的金文临作，还是他“在清代以来诸家之外别出心裁地书写出当代一种融古为新、典雅俊逸的金文书法”，以及其“章法高雅脱俗、刀法流畅洗练”（《中华书局编辑部》）的篆刻艺术都充分说明：他是时时注意并坚持创新的。
（附图为蒋维崧书法篆刻作品）
无时不在学问中
——访蒋维崧先生
蒋维崧，字峻斋，1915年生于江苏常州。193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现为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山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近日得知蒋维崧先生在家休养，便前去探望。想起去年夏末时节曾去先生的寓所拜访，请他题写“翰墨晚晴”栏目刊头，一晃多半年时间过去了。 今年90周岁的蒋维崧先生仍然是那么儒雅，清癯的面容，淡淡的笑意，言谈中透露出谦和与风趣。问起蒋先生的生活起居情况，他告诉记者：“平日里除了读书、翻报，偶尔提笔写字外，也就是在电视上看看京剧、足球。”这种清静、简易、平淡的生活，在他却饶有兴味。
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生活中，蒋先生都不是那种保守的人，这在他那一代的老人中实属难得。他在书中看到某些字的新写法，就会有意识地借鉴，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看他写的“池上好风来”、“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几幅金文作品，把刚刚得来的“新字”都“嵌”在了作品中。我们觉得这些作品和先生以往的书法风格不一样，但格调气息却一脉相承，就说：“先生的消化能力真强，现学现用了。”先生幽默地说：“这是我的新品种。”
蒋先生喜爱京剧，他偶尔出门，便带着“随身听”，有时还带着掌上电视，这是用来欣赏京剧的。学生们经常可以见到蒋先生像年轻人那样带着耳机自我陶醉。他们说：“看着蒋先生欣赏京剧、谈论京剧时的兴致，会觉得先生对京剧的理解怕是比书法还要高深。”了解蒋先生的人都知道，他是那种对什么事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到极致的人，对听戏这种“玩一玩”的事情也是这样。
很多人提起蒋先生首先想到他是书法家，其实蒋先生的本色是学者。很多人不知，蒋先生写字是经常要人提醒、催促才去动笔的。这些年向他索字的人很多，蒋先生只好从命式地写下一些字。前两年，蒋先生两个眼睛都做了白内障手术，好长一段时间不能看书、写字，于是就天天听京剧，也常常和周围的人聊聊天。这段时间他谈艺论道的兴味也最浓，其中对书法学科的设置、书法创新等问题的看法已经见诸报端，收到了很强烈的反响。
谈到艺术的推陈出新，蒋先生对记者说：“艺术的出新，并不是要把一切旧的东西推倒重来，而是要我们根据现在的眼光，找出可以改善前人和超越前人的地方，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探索，从而推动艺术的进步。许多人把创作的调子唱得太高，以为一定要搞得面目全非来才是新，结果只好从丑、怪、僻里找出路，以至于走上邪路。”又说：“中国诗文里有用典故的习惯。用典故可以使人产生许多历史的联想。我们刻印也要在旧面目上增加一些新东西，让人对古代艺术形式产生联想，从而赋予旧有艺术新的内容，丰富它的内涵 。 近年来，蒋先生写的金文比较多，一些行家还看重他的行书，魏启后先生就曾一再地谈到这一点。蒋先生写行书，最重“行”的节奏和韵律，作品喜欢字字独立，不枝不蔓，却又笔笔呼应，顾盼有情。用墨喜和润，用笔取含蓄，故其书清婉多姿，温润可人，其文人书卷气息溢于字里行间，谦谦君子风度跃然楮墨之上。
说到行书，蒋先生说：“写行书讲究抑扬顿挫，怎么讲究呢？打个比方说：一个人朗诵诗，听他朗诵的语气和节奏，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首诗理解不理解了。这就是说，写行书不仅要有适合写行书的文辞，还要有适合写行书的运笔方式和节奏，而且，这种节奏还要与书写的具体内容相一致。” 扩展到艺术创作，蒋先生说：“书法篆刻都离不开学问。一开始还看不出来，后来就越来越会感到，没有传统的国学基础，就再也上不去了。许多人写了一辈子的字，而不能步入艺术的殿堂，正缘于此。”听了蒋先生的精辟之言，再来看先生的书法作品，探讨先生的艺术追求，就能别有会心了;蒋先生从入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在中国传统学问里浸淫了70余年。他工作在学问之中，生活也在学问之中。读书、写字、听戏，蒋先生无时不在学问之中，也不断地品尝工作和生活的乐趣。这就是蒋先生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