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主编的《音乐小杂志》创刊号
最早的俄罗斯文学中译本
新月派《声色》创刊号 ■收藏故事 为徐志摩洗冤 我藏书主要是晚清、民国、新文学及若干线装书（主要为俗文学）。旧书有1万多册，放在上海，也有一些在香港。通过藏书，我发现了很多遗失的“历史”，类似郁达夫没有发表过的日记。1934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文艺日记》，召集当时作家把自己的日记发表在里面，主要是文学类。郁达夫比较懒，就把自己的日记撕一张，发表在上面，当然，后来郁达夫再发表日记时就没有这篇了。 有一段时期，我曾留意搜集晚清后某些不经见的文学刊物，已有100多种为《全国期刊联合目灵》（1883—1949）所不载，也就是说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未入藏。这些文学刊物，有时候可以纠正一些历史的误会，这是我藏书用于研究的一个乐趣。 当时新月派出了一本《声色》杂志，研究现代文学的人知道它的不多，因为各大图书馆都未入藏。不过翻查当年的报刊倒有线索可寻，如1931年10月19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三十二号第四版刊出了署名“V.T.”的《现代文坛百观百感：猫样的温文》，就是批评《声色》的文字。这是瞿秋白写的。瞿秋白引了《声色》中的一首诗，带有色情意味，瞿秋白将账算在徐志摩身上，集中打击徐志摩。 后来我在杭州的一家旧书店淘到了这本《声色》杂志的创刊号，封面淡泊素雅，翠绿的底色上镌有“声色创刊号”两行美术体字，封皮与书芯的用纸相当好。里面有邵洵美的论文《水晶的符咒》；诗有邵洵美的《蛇》，朱维基的《过旧园门》；散文有徐志摩的《一个诗人》，林徽因的《红》，芳信的《一个色彩的素描》。从创刊号中，我发现那首被瞿秋白批评的诗是邵洵美写的，而不是徐志摩。尽管在徐志摩集子中没有发现瞿所批评的诗歌，可是因为有瞿秋白的批判，人们想当然认为是徐志摩写的，但那是个历史的误会。 后来我纠正了这个史实，而且同时还淘出了徐志摩的一篇佚文，那就是发表在《声色》上的《一个诗人》。 这是徐志摩的晚期作品，甚至可能是他的最后作品，因他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就不幸坠机遇难了，距《声色》的出版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篇文章在陆小曼编的《徐志摩文集》（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等书中都没有收入，后来我将它编入了与吴宏聪、陆耀东二教授共同主编的四卷本《徐志摩文集续编》（商务印书馆1994年出版）。 上世纪80年代中，李欧梵有次到上海来，连续两天跑到我家看书，把有兴趣的书都抱了去，拿到酒店复印，也包括这本《声色》。当时我虽已是正教授，但一个月只180多块钱，招待一顿饭就花了几十块钱。我跟李欧梵开玩笑：李教授，我招待不起了。李马上说：随便吃什么都可以，吃粥吧，我要看你的书。
■记者手记 胡从经说话语速很快，尤其是在谈到他喜欢的藏书话题时。作为藏书家，胡从经更乐意看到自己从废纸堆里淘到的宝贝，与众人共享。他也乐意地拿出自己的藏书放在“灿烂的中国文明”网站上共享。 采访中，胡从经不止一次地用自己的表情告诉我，当年他淘书的时候是多么地有滋有味。尽管那时工资只有60块钱，他每月要省上一半的钱来买书。 但他还是喜欢那个藏书的年代。而现在根本不能出现书库里有几十万册，好书好多，就几毛钱一本的场景。 为此，胡从经还经常做梦，回到那个时代，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也知道那个时代永远都没有了。“我不喜欢把书当作古董式地拍卖，周作人很普通的书都拍到几千块钱，”对于现在流行的拍卖，胡从经说的时候心里有点怵，他顿了一下：不知道了，可能拍卖的书确实也值这个钱吧。 胡从经直言，现在已经没有当年藏书的乐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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